《阿达伦31》全部影评 (3篇)

文 / 鬼脚七        1962年，一本名为《瑞典电影面面观》的小册子震撼了整个瑞典电影界，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英格玛·伯格曼，认为他的电影过于说教、隐晦玄秘、有损瑞典民族形象。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大放厥词，书中所追求的写实主义的主张，得到了一年之后成立的瑞典电影协会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挽救瑞典电影于水火之中的“瑞典新电影”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的第一枪，正是来自那本小册子的作者波·维德伯格。        维德伯格在书中反对伯格曼式的电影过于脱离现实的美学倾向，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缺乏和现实的横向联系的“垂直电影”，随后，便相继推出《婴儿车》《乌鸦住宅区》和浪漫的《鸳鸯恋》，一举建立起自己在影坛的名气，并且赢得了国际声誉。直到1969年的《阿达伦31》，我们所见的维德伯格已经能熟练地选取和运用现实题材来构建影片，在这部作品中更为突出的是，他力图制造出纪录片式的真实感，以求还原当年的社会事件。1931年5月1日，阿达伦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警察请求武装部队支援，军队在混乱中打死五名工人。维德伯格在改变这样一个充满阶级斗争气息故事的时候，采取了从一个工人家庭的视角来讲述，不可避免地混杂着浪漫抒情的格调。影片一开始，一个温馨和睦的北欧工人阶级家庭迎来了新一天的早晨，随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镇的静谧慵懒，妇人们操持家务，孩子们在玩耍，罢工的工人们百无聊赖，看上去是一副再普通不过的小镇景象。然而无聊的工人们捉弄一个同伴的桥段却也隐隐传递着一种让人如鲠在喉的隔阂感，此后这种自私的冷漠将会越演越烈。随后在屋顶上玩飞机的孩子意外受伤则更加明显地暗示着意料之外的流血事件。与之相对应的，影片后半部分工人代表和哈拉尔德的辩论戏正是之前工人当中隐秘矛盾的最后揭底，维德伯格用了固定景别和小幅的横摇镜头来表现这场争锋相对的交战，密集的对白和尖锐的冲突之外，是纪录片式的稳定镜头。在这种冷淡的观察中，维德伯格毫不回避去思考这群工人的局限性，头脑冷静的哈拉尔德遭到了工人的围攻，甚至将他称为叛徒，当最后这个被怀疑的人成了牺牲者的时候，巨大的讽刺就指向了这群被一时的义愤填膺鼓动起来的工人们。维德伯格并不是立足于此在做深入的探讨，但是通过他所坚持的紧贴现实的美学主张和纪实色彩浓重的镜语系统，影片在本身的叙事之外也传递出这样的反省式思考。另一方面，与内部原因相对的，突如其来的屠杀无疑酿成悲剧的直接原因，同样采用小景别，微微晃动的手持摄影，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人们的叫喊和枪声一片混乱，血色和黄沙交杂在一起，急速的转变让游行的镇民和观众都来不及反应，维德伯格营造的这种身临其境感真实地写出了被血腥镇压的恐怖。而屠杀之后，军队指挥官对资本家说出“是我们开的枪，但是买子弹的钱是谁付的”，又点出了这场悲剧的根本矛盾其实正存在于被剥削和压榨的工人与坐在豪宅里的工厂主们之间，从而把故事拉回到了现实的土壤之中。        但是维德伯格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遵循他自己所提出的纲领，正如在《鸳鸯恋》中所表现出的印象主义色彩一样，在《阿达伦31》中，资产阶级的小姐安娜和哈拉尔德的儿子切尔之间的恋情成了一条带有强烈浪漫主义成分的副线。安娜金发白衫，笑靥如春，在郊外相遇时，切尔面对安娜，伸手抓住头上的树枝轻摇，一阵花瓣纷纷洒落，两人无言而笑，情感的萌生以致此后的偷偷幽会都如一个美好羞涩的爱情故事，和周围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完全隔绝开来。两种不同的叙事语境相互交织，唯美轻柔的爱情故事无疑是“资产阶级”情调的，而工人罢工争取权利的语境则是“阶级革命”式的，大环境的冲突注定将这对恋人送上了毁灭的道路。安娜怀孕之后被母亲强行送去堕胎，而切尔则跟随镇民们开始游行。当切尔的父亲哈拉尔德中枪倒地的时候，维德伯格插入了安娜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的画面，其中的对照隐喻意义不言而喻，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安娜的尸体和哈拉尔德的尸体同样被抬着送走。社会的巨大变动在瞬息之间击垮了一个男孩的整个世界，朋友尼塞、恋人安娜和父亲同时被剥夺。切尔拉响了船厂的汽笛，刺耳的呼啸声贯穿了接下来的影片，尖锐的质疑和不满通过喷涌而出的蒸汽得到了宣泄。在影片最后，男孩撕碎父亲沾血的衬衣，和母亲一起开始擦洗窗户，虽然脸带笑容，但是万念俱灰的怅然感仍然难以抹去。在这种感性化的叙事中，维德伯格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影片主线故事所带有的沉重和枯燥色彩，而增加了影片的情感厚度和可观赏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但是维德伯格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出现的，在对于影片的现实开掘的基础上，他也并没有放弃电影作为艺术而具有的情感特征。        《阿达伦31》得到当年的金棕榈提名，最后收获评委会大奖，另外还得到197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至此，维德伯格实现了他的电影生涯的最高峰。写实主义的号召把瑞典电影从年产量十几部的崩溃边缘挽救回来，维德伯格功不可没，然而，也正是他游移在感性浪漫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模糊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的艺术潜力。等到90年代他再拍出《教室别恋》的时候，已经全然不同于这个时期的作品了。原载《看电影》2013年5月下